有一個說法是：改革之前，同是一個革命戰(zhàn)壕的同志；改革之后，不是老板、員工，就是老師、學生。在當下的社會里，不但“先生”這種稱謂復興了，“老師”也逐漸成為一種普通的人際稱謂。

　　仔細想想你會發(fā)現(xiàn)，通常發(fā)出“老師”稱謂的一方根本無意拜師學藝，而接受者也難以傳道、受業(yè)、解惑。透過表示尊重的表象，以師相稱又意味著什么呢？

　　對于一部分國人而言，有一個合理的解釋：一方有好為人師的傾向，即不自量力、喜歡以教導者自居，另一方則投其所好。當然，一方的好為人師傾向也有可能原本處于潛伏狀態(tài)，但被另一方誘導出來了。

　　由此看來，“好為人師”可能是國人性格中的一種特質(zhì)。那么，它究竟是如何在特定的社會文化熔爐里煉成的呢？

　　家庭教育情境是中國人“好為人師”的第一煉爐

　　中國人歷來看重家庭教育，所謂“愛子，教之以義方，弗納于邪”、“教婦初來，教兒嬰孩”。而《三字經(jīng)》上“養(yǎng)不教，父之過”的信條也為許多人爛熟于胸。可不經(jīng)意間，家庭教育情境也成為了我們中國人“好為人師”的第一煉爐。

　　應當說，人類個體從懵懂無知的嬰兒到基本掌握社會技能的成人，必然要經(jīng)歷一個漫長的學習階段。在傳統(tǒng)社會，家庭作為社會細胞既是人們主要的生活場域，又是主要的社會生產(chǎn)場所，也是主要的教育基地。在這個意義上，父母既是家庭生產(chǎn)、生活的主導者，也是子女學習上主要的教導者或老師。即使是已經(jīng)有了社會化正規(guī)學校教育的現(xiàn)代社會，為人父母者給予子女一定的教養(yǎng)，既是責任、義務，也是情之所系。事實上，為人父母者作為成人也確實具備對子女進行一些早期教育的資格。中國人是如此，外國人亦如此。

　　然而，我們中國不少為人父母者在“望子成龍”、“急功近利”、“強要面子”等不良意念的推動、支配下，即使力所不逮，也總是喜歡在子女面前扮演全職教師、終身教師乃至人生導師的角色。

　　所以我們看到，有的為人父母者面對自己幼兒窮根究底的“十萬個為什么”，其實已經(jīng)無以答復、黔驢計窮了，卻也不愿放下“老師”的架子，不敢實話實說。殊不知，“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是知也”。

（張留敏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