學生自殺：花季怎變成花祭

平安夜緊接著圣誕節，過了元旦又將是春節。西寧市李先生一家人對一個接一個的節日了無興致，兒子的突然離去使他們沒有了歡笑。

　　只因一紙處分通告，李先生的兒子―――剛滿17歲的少年李暉結束了自己如花的生命。他為什么會選擇死亡？花季生命，緣何如此脆弱？

一次考試一紙通告一個生命

　　2005年11月9日下午，正在離家200多公里之外出差的李先生，突然接到兒子的同學打來的電話，說李暉下午沒有去學校參加考試，人也找不見，要他早點回家看看。起初李先生并未在意，由于距離家還很遠，他打電話讓在西寧市區上班的妻子先回家。

　　半小時后，妻子打來電話說，家門怎么也打不開。李先生感覺問題比較嚴重。他一邊讓妻子找人開門，一邊自己也火速往家趕。19時，他趕到家時，妻子和鄰居剛剛撬開家門，大家最不想看到的景象出現在眼前：李暉坐在地上，低垂著頭，悄無聲息。李先生抱起兒子就沖向醫院……然而，一切都晚了。

　　在一張舊掛歷的背面，兒子留下了簡單的幾句話：“爸爸媽媽：我走了，去一個美麗而沒有煩惱的地方。你們不要為我傷心。”

　　現實讓李先生難以接受。早上還好好的兒子，為什么突然在家中？在不到一天的時間，究竟發生了什么？

從李暉的同學和學校處，李先生了解到事情的真相。

　　當時學校正在舉行期中考試。11月8日，也就是李暉的頭一天，在下午政治課的考試中，監考老師說李暉作弊了。但李暉說自己沒有作弊，并去找老師理論。第二天上午，考試結束的李暉和同學一起回家，在學校教學樓內的布告欄上看到了一紙通告，偌大的白紙上用黑色的毛筆字醒目地書寫著：

　　“高二（6）班學生李暉在11月8日下午的政治考試中作弊。李暉同學的行為嚴重違反了學校的考風考紀。為嚴肅校紀校規，根據《學校關于考試紀律的規定》，給予李暉以記過處分，并記入學生檔案。希望全體學生引以為戒，杜絕此類事件的發生。”

　　下午，同學們發現李暉沒有來參加考試。

家長：學校處理太草率

　　悲劇在瞬間發生了。對于人到中年的李先生夫婦來說，無異于滅頂之災。就在兩天前（11月7日），他們剛給兒子過了17歲的生日。

　　同學們記憶中的李暉多才多藝，幽默大方。在親友和鄰居看來，李暉非常懂事，活潑開朗，樂于助人，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。

　　“這張以‘大字報’形式張貼的處分通告，‘殺’了我兒子。”李先生說：“學校的草率處理對孩子打擊太大了。孩子下午沒有去參加考試，學校根本就沒有注意到。在把孩子送到醫院搶救無效之后，家長通知學校，在兩個小時之后校方才趕到學生家中。”

　　李先生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，以一個父親對兒子的了解，李暉不會作弊。但是孩子都已不在了，不想就此多說什么。但他認為，學校在處理這件事時至少是太草率了。他說：“學校在這件事中是否嚴格按照程序去辦了？不給孩子申辯的機會，是否把學生當作一個獨立的人去看待了？他還是未成年人，這個年齡段，把榮譽看得比他的生命還重要。孩子是走得極端了些。但如果這時有人能點撥他一下，事情不會是這個結果。”

學校：學生太脆弱

　　學校老師們談到此事的第一反應就是：“學生太脆弱了。”而對于學校的處理，認為這都是在按學校的“規矩”辦，沒有什么不對的地方。

　　據李暉所在的西寧市湟川中學學校負責人介紹，按理學校處理學生必須經過校務會研究作出決定，之后，以通知形式向全校公布，并以書面形式告知學生本人和學生家長。

　　據記者了解，在李暉事件中，學校既未經過校務會研究討論，也沒有告知學生家長。

　　學校副校長莫文君解釋說：“之所以在沒有形成正式文件就先張榜公布，是因為時間原因，害怕太晚了。正規的決定要以學校文件形式發出。提前貼出，是嚴肅學校考風考紀的一種方法。這是學校的慣例，這樣執行至少是第三年了。”
　他也認為，學校在管理制度上確實存在有待完善的地方，是否可以更人性化一些，比如在處分前給學生一些思想上的鋪墊，讓學生能夠正確對待，而不是給學生一個沉重打擊。

　　西寧市教育局局長杜書品認為，學校有自身的規章制度，但是，在處理學生的方式上可以婉轉一些。學生沒來參加考試，學校沒有及時通知家長學生的行蹤，學校也是有責任的。

　　但她也強調，教育是學校、學生、家長和社會多方面的事，現在作為教師來說，壓力也很大，在一些問題的處理上也很難。

教育專家：學生健康教育亟待加強

　　青海師大教師教育學院院長李美華教授認為，李暉事件不僅反映出了目前我國教育體制存在的弊端，同時也揭示出學校教育存在的“重教輕育”的問題。

　　她說，學校教育中重教學、輕教育的問題相當嚴重，學習成績仍是檢驗學生的惟一標準。在考分、升學率等壓力下，老師往往在學業上抓得多一些，但在培養人上做得太少。

　　李美華說，青少年在身體發育的同時，發展卻很滯后，很容易做出情緒大于理性的事情。學校應該加強健康教育指導，比如專設健康指導老師，接受學生在問題上的咨詢。

　　目前，李先生已準備向法院提起訴訟。他說，“我要通過法律途徑促使學校在管理制度、教育教學中作出改觀。自己已經失去了心愛的兒子，不希望再看到類似的悲劇發生。”